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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海的档案馆阅览室内，午后的阳光透过高窗，在长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，落在墨绿色的台布上，像撒了一把碎银。
阅览室外传来自行车清脆的铃铛声，夹杂着档案馆工作人员低声的交谈。司徒倩面前的玻璃杯里，白开水已经凉透，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
司徒倩小心地将一张1975年的黑白照片放在观片灯上，指尖避开照片边缘，怕留下指纹。而且，这看片灯的光线透过相纸，让画面更显清晰。
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衬衫，领口系着简单的蝴蝶结，是许峰前几日托人从香江带来的新款，布料挺括，带着淡淡的浆洗味。
照片背景是外滩和平饭店的青铜旋转门，门把手上的花纹依稀可辨，能看出是繁复的西洋卷草纹。前排并肩而立的正是许敬鸿与她的祖父司徒远，两人手臂自然地搭在一起，笑容爽朗，眼角的皱纹里都透着亲切。
许敬鸿穿着深色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袖口露出的手表链闪着细弱的光。司徒远的中山装熨得笔挺，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梅花徽章。
这与家族传闻中两人因理念不合而疏远的说法截然不同。她注意到祖父中山装的口袋里露出半截戏单，隐约可见《紫钗记》的剧目名，这正是许峰曾多次提及他父亲最欣赏的戏码。
司徒倩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伸手轻轻抚平照片边缘的折痕。那道折痕很深，像是被人反复折叠过，藏在相册的某个角落很久了。
与此同时，在香江北角那处被推荐为艺术驻地的旧厂房外，海风带着咸涩的气息吹拂着生锈的铁门，发出“吱呀”的声响。铁门旁的木牌早已腐朽，只能看清“永庆”二字，漆皮卷曲，像剥落的皮肤。
许峰脚边的碎石子被踢到一边，露出底下潮湿的泥土，带着海腥味。他今天穿的卡其色长裤沾了些灰尘，是刚才穿过荒地时蹭上的。
许峰正与一位身着褪色唐装、手执罗盘的老者交谈。老者的唐装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棉毛衫，罗盘的铜面被摩挲得发亮，指针依然灵敏地转动着。
老者姓周，是附近的老住户，祖上曾在永庆班做过杂役，对这里的历史了如指掌。他烟斗里的烟丝燃着，冒出淡淡的青烟，在海风里很快散了。
老者用烟斗指向斑驳的墙基：“许生，这地块的产权纸还登记在‘永庆班’名下，但地契却在七十年代中期转到了许氏手中。你可知1948年那场大火，烧掉的不只是一个粤剧戏班的舞台？”
许峰握紧了手中父亲留下的旧公文包，皮革的纹理硌着掌心。包的提手处有些磨损，是父亲常年握持留下的痕迹。里面那份泛黄的“社团调解书”突然变得沉重——签署日期是1976年中秋，甲方代表许敬鸿的签名旁，盖着鲜红的“义安商会”骑缝章，印章的边缘有些模糊。
司徒倩将照片翻转，在背面发现一行用铅笔轻轻标注的工尺谱符号。笔迹浅淡，像是生怕划破相纸，需凑近了才能看清每个符号的顿挫。
她凭着记忆轻声哼唱，调子竟与她母亲生前时常吟唱的《帝女花·香夭》选段奇妙地契合。母亲临终前，就是哼着这段调子哄她入睡的，那时窗外的白玉兰开得正盛，花香混着药味飘进病房。
一位年长的档案员路过，戴着老花镜，镜片厚得像酒瓶底，手里捧着一摞档案，用麻绳捆着，标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。瞥见照片后感慨道：“当年和平饭店的琴师老周总说，许先生和司徒先生曾合作改编过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可惜手稿在后来的动荡中散失了。”
老周去年冬天过世了，享年八十七岁，生前总爱在档案馆门口的石凳上拉二胡，拉的最多的就是改编版的《霓裳羽衣曲》片段。
这番话如同钥匙，打开了司徒倩尘封的记忆。她想起祖父晚年常对着一个布满霉斑的乐谱箱叹息，那箱子是深棕色的，铜锁已经锈死，上面刻着“听雨轩”三个字。他喃喃自语：“有些调子，要等懂它的人来续。”那时她年纪小，只当是老人的胡话。
许峰跟随唐装老者穿过荒草丛生的卸货区，野草没过脚踝，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，冰凉的触感顺着皮肤蔓延。不时有虫豸跳开，惊起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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