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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子营的炊烟通常在日头擦着西山尖时就淡了，唯有村西头楚阳家的烟囱，在这天傍晚还冒着笔直的青烟，连带着檐下挂的两盏马灯，把半条村道都照得亮堂。那马灯是楚阳去年从县城捎回来的，玻璃罩子擦得透亮，此刻正映着院门口两个翘首以盼的身影——楚明山和王氏，楚阳的爹娘。
楚明山揣着杆铜头旱烟，烟丝早就揉好了，却没点，只在指缝间摩挲着烟杆上的包浆。他这辈子没离开过徐子营，最远到过镇南县县城，可儿子这趟去的是“沪海”，听人说那地方在几千里外，江里跑着比村里晒谷场还大的船，街上的汽车“突突”响，比马跑得还快。三个月来，他每天傍晚都要站在这院门口，望着村口那条蜿蜒的土路，烟荷包在腰间晃来晃去，直到天黑透了才肯进屋。
“他爹，你说楚阳会不会今晚就到？”王氏扯了扯围裙，蓝布围裙上还沾着刚揉面时蹭的面粉。她手里攥着块刚纳好的鞋底，针脚密密麻麻，是给楚阳做的新鞋。这三个月，她纳坏了三双鞋底，每一针都牵着心，夜里总梦见儿子在外面受冻挨饿，醒来时枕头都是湿的。
“快了，前儿镇上的货郎说，见着一队卡车往咱们这边来，说不定就是楚阳的人。”楚明山把烟杆往裤腿上磕了磕，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村口传来几声狗吠，紧接着是马蹄声——不是村里常见的老马，而是带着股轻快劲儿的马蹄声。
两人同时往前凑了两步，就见远处的土路上，几个黑影渐渐清晰。打头的是个高个子青年，穿着件灰布短衫，背着个皮箱，正快步往这边走。“是楚阳！是我儿回来了！”王氏喊了一声，快步迎了上去，楚明山也跟在后面，脚步比平时快了不少。
楚阳刚走到院门口，就被母亲一把拉住了手。王氏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却带着熟悉的温度，她上下打量着儿子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：“我的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怎么瘦成这样？下巴都尖了，脸上的肉都没了，是不是路上没吃饱？”她伸手摸了摸楚阳的胳膊，“这衣服怎么这么薄？冷不冷？快进屋，娘给你炖了鸡汤，热乎着呢！”
楚明山站在一旁，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楚阳的肩。那手掌厚重而有力，带着田埂泥土的气息，拍在肩上，像给了楚阳一颗定心丸。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他连说了两句，声音有些沙哑，眼角也泛起了红。
进屋时，楚阳才发现，堂屋里的八仙桌已经摆得满满当当。最中间是一大碗清炖土鸡，鸡是自家养的土鸡，炖了一下午，上面飘着几片姜和翠绿的葱花，香气扑鼻；左边是一盘腊肉，是去年腊月挂在灶房梁上熏的，切得薄如蝉翼，蒸得油光透亮，边缘微微卷曲；右边是一盆红烧鱼，鱼是院坝鱼塘里刚捞的鲫鱼，裹着面糊煎得金黄，再用豆瓣酱焖煮，鱼鳃旁的嫩肉看着就入味；还有一碟炒青菜、一钵洋芋泥，都是他从小爱吃的家常菜。
“快坐，快坐！”王氏把楚阳按在主位上，拿起筷子就往他碗里夹肉，“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这鸡是你爹特意去后山抓的，跑了半天才追上；鱼是今早刚捞的，新鲜着呢！”
楚阳看着碗里堆得像小山似的菜，心里暖得发烫。他拿起筷子，夹了块腊肉放进嘴里，还是记忆中的味道——咸香中带着点烟熏的气息，肥而不腻。“娘，你也吃，爹，你也吃。”他给父母各夹了块鸡肉，又拿起酒壶，给父亲倒了碗米酒。
这米酒是楚明山用自家种的糯米酿的，酒精度不高，却带着一股清甜。楚明山端起酒碗，抿了一口，看着儿子说：“路上都顺顺利利的？沪海那地方怎么样？”
楚阳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顺顺利利的，沪海可热闹了。那里的洋楼比咱们村后的老青山还高，墙是用砖头砌的，窗户是玻璃的，太阳一照，亮得晃眼。马路上跑着不用马拉的汽车，‘突突突’地响，跑得比马车快多了。还有洋行门口的面包房，里面卖的黄油面包，刚出炉的时候香得很，抹上果酱，甜滋滋的。”
他刻意避开了沪海九江路洋行外的寒夜，没提蹲在包子铺啃冷馒头的日子，也没说长江货轮遇匪、水富县见血的惊险，只捡着新鲜有趣的话说。王氏听得眼睛都亮了：“真有不用马拉的车？那得多贵啊？”楚明山也放下酒碗，听得很认真，时不时点头。
可没聊几句，王氏的话头就转了。她往楚阳身边凑了凑，压低了声音，却足够清晰：“儿啊，你都马上20了，你阿福哥，比你小半岁，去年娶了媳妇，今年娃都能扶着墙跑了，你这婚事也该上心了！”她往门外瞅了瞅，见没人，又说，“我跟你张婶打听了，她娘家侄女在县城的女子学堂念过两年书，认得字，会算账，模样也周正，梳着齐耳的短发，看着就精神。等你歇两天，我就带你去张婶家看看，保准你满意！”
楚阳嘴里嚼着鸡肉，笑着点头：“娘，我知道了，等我歇过来就去。”他知道母亲的心思，在村里，20岁的小伙子大多早已经成家立业，母亲是怕他耽误了。
楚明山放下酒碗，看着楚阳，眼神很认真：“你做的事，爹不懂，也不问。但爹知道，你不是个胡来的孩子。不管是办厂还是练兵，只要是为了徐子营的家人，为了镇南县的百姓能过安稳日子，爹都支持你。家里的田，爹还种得动；你娘身子也硬朗，不用你操心。”
楚阳心里一暖，端起酒碗，跟父亲碰了一下：“爹，谢谢你。”米酒的醇香混着暖意，从喉咙滑进心里，烫得他鼻尖发酸。他仰头喝干碗里的酒，觉得这三个月在外的所有奔波和惊险，都在这碗酒里，在父母的唠叨里，化成了最踏实的温暖。
那晚，一家人聊到深夜。王氏给楚阳铺好了床，又叮嘱他盖好被子，别着凉；楚明山则坐在床边，跟他说起村里的事——谁家的玉米收成好，谁家的母猪下了崽，谁家的孩子去了县城的学堂。楚阳静静地听着，眼皮渐渐沉了下来，这是他三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，梦里没有洋行的算计，没有土匪的刀枪，只有家里的暖灶和父母的笑容。
鸡叫头遍时，楚阳就醒了。窗外的天刚蒙蒙亮，远处的山尖泛着淡淡的鱼肚白，村里传来几声狗吠，还有早起的村民扛着锄头下地的脚步声。他起身穿上母亲昨晚放在床头的新布鞋，鞋底软软的，针脚很密，踩在地上很舒服。
他没惊动父母，悄悄走出屋，揣了两个母亲昨晚蒸的白面馒头，往村西的训练场去。那训练场是他临走前跟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开垦的，就在村西的打谷场旁，是一片平整的黄土地，周围种着几棵老槐树，树干粗壮，枝繁叶茂。
远远地，就看见打谷场里已经站满了人。210多位弟兄，都是徐子营的同族兄弟，有他的堂兄楚强，有二叔家的狗子，还有小时候一起摸鱼的阿力，一个个皮肤黝黑，肩膀结实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衫，裤脚卷到膝盖，露出沾着泥土的小腿。
他们手里拿着自家削的木枪——枪身是老槐木做的，枪头用铁皮包着，虽然不能开枪，却被打磨得光滑。自楚阳离开后，他们就每天在这里操练，白天练队列、练刺杀，靠举枪来训练射击；吃住全靠自家解决，却没一个人抱怨，只盼着楚阳能早点回来，带他们练真枪。
“楚阳！你可算回来了！”看到楚阳走来，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，紧接着，弟兄们纷纷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楚阳哥，上海的‘货’拉回来了吗？是不是真有能打死人的真枪？”“楚阳，你看看我们练的队列，是不是比以前整齐多了？”“楚阳哥，你这三个月在上海，有没有见着洋鬼子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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