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的老烟斗之：三农变局下的振兴之思
乙巳年的最后一个月，北风裹着黄河滩的沙砾掠过村口的柏油路，路两旁的白墙在暮色里泛着冷光，墙面上“乡村振兴
产业先行”的标语被风吹得微微卷起一角。村里的能人老刘又坐在老屋的门槛上，手里摩挲着那支枣木老烟斗。烟锅被岁月熏得油亮，烟杆上的裂纹纵横交错，像极了这片土地上被犁过的田垄，也像他心里盘桓了半生的困惑——“农业、农村经济、农民收入”这老三样，咋就成了新时代的新难题？
我搬了张小板凳坐在他身边，炭火盆里的火苗滋滋作响，映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。“村里的地都合并完了，连片的大棚一眼望不到头，机器一耕就是几百亩，比过去牛拉犁的光景强了百倍。”老刘忽然开口，声音被烟草熏得沙哑，带着几分怅惘，“可这农业的根，好像要断了。”
他的手指在烟杆上轻轻敲着，目光越过炭火盆，扫过远处的连片农田。去年开春，村里响应政策推进土地流转，150户人家的4700亩零散耕地，都以每亩每年960元的价格交给了专业种植合作社。这个价格，比村民自己种地除去种子、化肥、农药成本后的净收入还要高，当时不少人都拍手叫好，觉得终于不用再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，也能稳稳拿到钱。
可没人想到，土地连片规模化种植的红利背后，藏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合作社搞现代化种植，用的是大型播种机、收割机，需要的是懂机械操作、会看数据报表的技术型人才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庄稼汉。更让人忧心的是，年轻人不愿碰庄稼了。那些00后、10后，生在城里长在城里，回村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前阵子合作社组织城里的孩子回村体验农耕，有个10岁的孩子指着绿油油的麦苗问：“爷爷，这大片的韭菜啥时候割啊？”惹得在场的老人一阵唏嘘。还有的孩子拿起锄头，连握法都生疏得很，更别说分辨五谷、知晓农时了。
“合作社雇人时，能来的都是六十岁往上的老人，年轻人宁愿在城里送外卖、跑快递，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块，也不愿回村当‘新农人’。”老刘深吸一口烟，烟雾从他的鼻腔里漫出来，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，“以前我在黄河滩养老鳖，虽说最后赔了钱，但那时候村里种地的、搞养殖的年轻人多，地里有生气。现在呢？机器再先进，没人懂农时、知水土，能种出好庄稼吗？”
他的话戳中了要害——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，可如今农村最缺的就是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的年轻人。2024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已经逼近1.8亿，农村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，本土人才迭代早就断了层。老刘掰着手指头算：“村里的年轻人，考上大学的基本留在了城市，没考上的也跟着去城里打工，过年回来待几天，又匆匆走了。守着这片土地的，都是我们这些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老家伙。等我们干不动了，这些地交给谁？”
烟斗在老刘手里转了个圈，他磕了磕烟灰，话锋一转，聊起了村里最近热议的红白事，语气里满是惋惜：“不光是种地的人断了代，就连村里的人情味儿，也淡得快没了。”
他想起前阵子村西头的老王头走了，按老规矩，谁家有白事，不用等通知，街坊四邻扛着铁锹、拎着板凳就上门帮忙，烧水、搭棚、张罗饭菜，忙前忙后全是自发的。可这次，来的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，年轻人屈指可数。老王头的儿子在城里跑运输，打了电话说赶不回来，只转了五千块钱；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，要么说老板不给假，要么说路途太远，到最后，连抬棺的人都凑不齐，还是村长挨家挨户去求，才勉强找了几个壮实的老人顶上。
“以前常说‘孝帽轮流戴，谁家都有红白事’，那时候的人情，是在互相帮衬里攒出来的。”老刘叹了口气，烟杆在门槛上磕得笃笃响，“张家娶媳妇，李家来帮忙搭喜棚；李家老人过寿，张家提着寿桃来贺喜。红白事就是村里的纽带，你来我往，感情才热络。现在倒好，年轻人忙着进城挣钱，觉得这些事耽误功夫，挣不着钱还累人。可他们不想想，今天你不帮别人，明天你家有事，谁来帮你？”
更让老刘忧心的是，村里新建的居民楼已经分下去不少，不少人家搬离了住了一辈子的四合院，住进了单元楼。“你去打听打听，现在楼上的邻居，住了大半年还叫不上名字的多得是。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，楼上漏水楼下吵，见面连个招呼都懒得打。”他摇摇头，“这要是搁以前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端着碗就能送到邻居家。现在倒好，别说送吃的，就连对门是男是女、家里有几口人都不知道。城里的单元楼是这样，咱农村的单元楼，可别也变成这样啊！”
他顿了顿，又想起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抱怨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总说人与人之间没感情，却从来不想想，感情是咋来的？不是在手机上发几句‘在吗’，也不是在朋友圈点个赞，是要实打实凑在一起，你帮我一把，我扶你一下，才能攒起来的。”
话题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合作社上，老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：“人情淡了是小事，合作社的经营风险，才是悬在咱农民头上的一把刀啊！”
当初村里推进土地流转，大家都觉得把地交给合作社，每年旱涝保收拿租金，是天大的好事。可谁能想到，今年开春遇上倒春寒，小麦冻坏了不少；夏天又遇上伏旱，玉米长得比高粱还矮。到了秋收，合作社算下来亏了十几万，别说给村民分红了，就连每亩960元的租金，都迟迟拿不出来。
“那些承包合作社的老板，也是奔着挣钱来的，不是来做慈善的。”老刘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，“人家投了几十万买机器、雇人，到头来血本无归，明年还会继续承包吗？肯定不会！到时候合作社散了，地荒了，咱农民的租金找谁要去？”
他想起自己当年在黄河滩养老鳖的经历，心有余悸：“搞农业就是靠天吃饭，风险太大了。一场疫病、一次天灾，就能把半辈子的积蓄赔进去。现在的合作社，看着规模大，其实就是个空架子，没什么抗风险的能力。别说补贴了，就连最基本的农业保险，都没几户人家愿意买，觉得是白花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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