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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五年六月的深圳，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混凝土的气息。从罗湖火车站到市政府的路上，谢望城坐在吉普车里，看着窗外：脚手架像丛林一样生长，起重机的吊臂划过灰蒙蒙的天空，街道两边是褪色的标语牌和崭新的玻璃幕墙，混杂在一起，像一幅未完成的拼贴画。
他是三天前接到借调通知的。航空航天实验所郑培民主任亲自找他谈话：“小谢，深圳要建新机场，南鹏机场项目，中央特批。市里打报告要人，点名要懂航空规划、有国际视野的。你是最合适的人选——留过学，搞过系统工程，又在武陵山一线待过。组织决定，借调你一年，担任副市长的高级顾问，专项负责机场前期规划。”
借调，不是调动。这意味着他一年后还要回北京，回他的实验室，回那些风洞数据和飞行器模型。但郑主任后面的话让他动摇了：“望城，你父亲那一代人，建设了三线，把工业的种子撒在深山里。你们这一代人，任务不一样了——要把中国推向世界。深圳就是这个‘窗口’，南鹏机场就是这个‘窗口’的跑道。这个机会，不光是给你的，是给你身上两代人积累的东西。”
所以他现在在这里。吉普车开进市政府大院，院子里的芒果树开着小黄花，在尘土中显得格外鲜亮。副市长办公室在二楼，门开着，里面烟雾缭绕，四五个人围着摊开在办公桌上的巨大图纸，争论声几乎掀翻屋顶。
“……跑道长度必须三千二百米！这是国际干线机场的最低标准！”
“梁副市长，咱们现在连一千米都没有！征地、拆迁、填海，哪样不要时间？哪样不要钱？”
“钱可以想办法，时间可以挤，但标准不能降！南鹏机场不是给咱们自己用的，是给全世界看的！跑道短一米，747就落不下来，国际航线就开不了！”
谢望城站在门口，敲了敲门框。争论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转过头。梁副市长——一个五十多岁、头发花白但腰杆挺直的男人——眼睛一亮：“谢工！可算把你等来了！”
他大步走过来，握住谢望城的手，力道大得像钳子。“我是梁志刚，分管城建交通。这位是规划局的陈局长，这位是设计院的刘总工，这位是香港来的顾问李先生……”他快速介绍一圈，然后拉着谢望城走到图纸前，“来，你先看看这个。”
图纸是南鹏机场的总体规划图，比例尺1:5000。谢望城俯身细看：机场选址在珠江口东岸，三面环海，需要填海造地。一期规划一条跑道，航站楼面积五万平方米，年吞吐量设计为五百万人次。
“选址很好。”谢望城第一句话就让梁副市长松了口气，“三面环海，净空条件优越，噪音影响小。但——”他指着跑道延伸的方向，“这里，海床深度多少？填海工程量有多大？地质条件怎么样？有没有软土层？”
一连串问题，问得专业而尖锐。设计院刘总工赶紧翻开地质报告：“海床平均深度三到五米，局部有八米深沟。地质……有淤泥层，最厚处十五米，承载力很差。”
“十五米淤泥层……”谢望城眉头皱起来，“跑道沉降会是大问题。如果处理不好，运营几年后可能出现不均匀沉降，跑道表面起伏，影响起降安全。”
“所以我们建议，”香港顾问李先生用带粤语腔的普通话说，“先在软土区打砂桩，做预压处理。但这样工期至少延长八个月，成本增加百分之三十。”
“八个月等不起。”梁副市长斩钉截铁，“国务院要求八七年国庆前必须通航。现在已经是八五年六月，满打满算两年零三个月。征地、拆迁、填海、基建、设备安装……每个环节都要抢时间。八个月，我们赔不起。”
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。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，沉闷而有力，像这个城市的心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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