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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玉芬本以为，离婚是她和前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如同关上一扇门，门内是过往，门外是各自需要面对的未来。她低估了人性中某种卑劣的惯性，也低估了那个刚刚与她解除了法律关系的男人，以及他身后那个始终对她抱有隐隐不满的家庭，所能够释放的恶意。
那场发生在周末下午、近乎程序化的离婚谈判，似乎抽干了前夫周伟彬所有需要维持的表面客气。或许是为了更快地、更彻底地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，以便轻装上阵地奔赴他的“新生活”；或许是为了抢占道德制高点，将离婚的责任完全推卸到张玉芬身上，以维护他自己以及家族那可怜又可悲的“体面”；又或许，仅仅是一种长期压抑后、不加掩饰的卑劣宣泄——总之，在离婚手续办妥后不到一周，一股针对张玉芬的、带着明确指向性和恶意的流言，如同经过精心培育的毒蔓，开始在几个关键的圈子里迅速滋生、蔓延。
这流言不再是无根的浮萍，而是有了清晰的源头——周伟彬本人，以及他那一直认为儿子“下娶”了的母亲。他们通过“知心好友”、“老同事”、“亲戚的亲戚”等渠道，看似无意、实则刻意地散播着经过精心裁剪和扭曲的“真相”。
流言的核心，直指张玉芬作为一个女人的“根本缺陷”和“性格问题”。
第一个版本，也是最恶毒、最难以辩驳的，便是“不能生育”。
“唉，说起来也是伟彬没办法。结婚这么多年，玉芬的肚子一直没动静。我们家就伟彬一个儿子，总不能让我们周家绝后吧？”周母在和老姐妹们的闲聊中，抹着并不存在的眼泪，语气充满了无奈和委屈。这话传出来，立刻引发了无数的“恍然大悟”和“深切同情”。
“原来是这样！怪不得呢……”
“是啊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，这搁哪个男人身上受得了？”
“张老师看着挺健康的呀，真是可惜了……”
这顶“不能下蛋的母鸡”的隐形帽子，被死死扣在了张玉芬头上。在一个依然将传宗接代视为婚姻重要功能的语境里，这几乎是对一个女性最残酷的否定之一。它轻易地将离婚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她，而周伟彬则成了一个为了家族香火不得不忍痛做出选择的“孝子”和“受害者”。
第二个版本，是“性格古怪，难以相处”。
这是周伟彬在与他那些机关同事、酒肉朋友聚会时，几杯酒下肚后，“推心置腹”的抱怨。
“玉芬那个人，唉，表面看着温和，其实倔得很，清高，不合群。回到家也没什么话，就知道捧着本书看，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。跟她在一起，压抑得很。”
“你们是不知道，她对学生，比对家里人还上心。有时候我工作累了一天回去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，她还在那给学生批改作业呢！”
“一点不懂得体贴人，不会来事。我妈过生日，她就能送本书，你说这……”
这些碎片化的抱怨，经过传播者的加工和渲染，逐渐拼凑出一个冷漠、自私、不通人情世故、缺乏女性温柔的妻子形象。这让许多原本对张玉芬印象不错的人产生了动摇：“难怪周伟彬要离婚，跟这样的女人过日子，是挺没劲的。”
第三个版本，则更加阴险，是笼统却杀伤力极强的“不是好女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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